擂鼓寨遗址卓信宝的发现，将通江文明史前推至5000年前，成为探索川东北史前文明的关键遗存。从偶然发现到系统发掘，大量石器与陶器揭示了先民丰富的生活图景与文化面貌。遗址不仅印证了早期人类在此的持久活动卓信宝，更引发了关于先民来源、生活方式与文化归属的深层思考。本文梳理其发掘历程、学术价值与未解之谜，为我们理解通江乃至巴蜀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珍贵实证。
擂鼓寨新石器文化遗址 何嗣猛/摄
展开剩余92%偶然发现，文明初现
一个地方的文明史，是从有人类生活时开启。
这表明：至少5000年以前，有证据显示的人类足迹就印在了这里；或者说，至少5000年以前，通江的文明史就拉开了帷幕。
擂鼓寨成为新石器文化遗址，完全出于偶然。
时光的指针回拨到1984年3月的一个黄昏。当年在春在小学代课的赵明皓被春在乡政府聘请编写《春在乡志》，他回到擂鼓寨村考察自然地理时，捡到一块巴掌大的石头，活像一把“斧头”，一边厚一边薄，十分规则，且磨制痕迹明显。对石器有所了解的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石器！”
擂鼓寨遗址出土的石器 席凯/摄
赵明皓压制住内心的惊喜，随后，在村里开始了有意识地搜寻，又从田边地角陆续捡到10多块“怪”石。他发现卓信宝，这些石器磨面平整，纹路清晰，以磨制为主，器形主要为斧、凿、矛、石球、盘状器等；他推测，这极有可能是一处古人类遗址，埋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于是，他立即上报通江县文物管理所。通江县文物管理所前来调查后，又迅速向上级文物部门报告。在此期间，赵明皓和儿子、孙子组成的“家庭考古队”，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石器。
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四川省文物普查办的专家前来，经过细致的考察和研究，认为此处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初步判断遗址地处擂鼓寨北面和南面悬崖下的缓坡地带上，随后收走赵明皓收集的精品石器30多件。
198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擂鼓寨实地调查，在对擂鼓寨地形地貌进行仔细勘察和赵明皓收集的石器、烧结土进行认真分析后，认为该遗址具有发掘价值。
考古揭秘，遗存丰富
1990年12月3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通江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擂鼓寨遗址进行了首次试掘，试掘面积100平方米。
擂鼓寨遗址出土的石器 席凯/摄
这是一次令人震撼的发掘。
一是发现了深3米、共9层的文化层。文化层的厚度和层数通常反映遗址的延续时间和人类活动强度，是考古研究的重要依据。擂鼓寨遗址文化层深3米、共9层，表明先民在此生活了相对较长的时间。
二是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石器、陶器。共掘出陶器、石器20685件（片），其中石器及石器半成品812件（片）、陶器制品19873件（片）。其数量之多，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先民群体已具备一定规模。
三是出土的陶器、石器种类丰富。《川东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初步研究》记载：“通江擂鼓寨遗址……出土石器可分为细石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三大类：细石器均为燧石，器形均为刮削器，包括长方形刮削器、不规则形刮削器、石核刮削器等；打制石器包括有肩石斧、有肩石锄、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磨制石器有斧、锛、凿、圭、镞、矛、石球、盘状器等；此外还有磨石。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形有盘、碗、器盖、直腹杯、敛口瓮等，多为平底器，有少量的圈足器。”石器的丰富性，既表明先民在制造劳动工具上已具备较高水平，又表明先民在狩猎、对敌作战方面积累了相当经验，并有可能有了初步的分工；而陶器的丰富性，则说明先民的生活方式有了长足的发展。
四是出土的陶器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擂鼓寨遗址：龙山文化的巴人记忆》载：“陶器的陶质以夹砂陶为主卓信宝，陶色以黑陶为主，还有橙黄陶、褐陶、红陶。器物所施的花样繁多，有划纹、方格纹、绳纹、波浪纹、附加堆纹、凹凸弦纹、戳印纹、篦点纹和镂孔等。器物口沿流行做成锯齿状或波浪状花边口，造型以平底器最多。”这表明先民已不仅仅满足于制造生活器具，他们还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追求，承载着他们对自然的观察与崇拜、对美的追求和对技术的探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语言”。
五是揭秘了通江文明史开启的年代。《通江擂鼓寨遗址试掘报告》载：“擂鼓寨遗址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所选第9层碳十四标本的测定数据为距今4480±12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4995±159年……从绝对年代上比较，擂鼓寨遗址应略早于三星堆一期文化。”这以实证的方式表明，在5000年前，就有人类在通江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萌生出通江文明的胚芽。当年带队试掘的专家表示，擂鼓寨遗址的发现，将秦巴山区的文明史上溯了2000多年，“它的发现、发掘填补了四川龙山时代文化谱系和类型上的空白，或可命名为‘擂鼓寨文化’。”
地理优势，文明摇篮
但擂鼓寨遗址发现、发掘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巴中月亮岩和通江擂鼓寨遗址调查简报》载：“在擂鼓寨西北约 2公里的梓潼宫梁上亦发现文化内涵与擂鼓寨完全相同的地层堆积，厚约15厘米，褐色土，含红烧土粒，陶片和石器……在擂鼓寨西南约2公里海拔750米的破石缸梁子，亦拾到不少石器，形制与擂鼓寨，梓潼宫所见相同。初步分析，擂鼓寨遗址是一处由若干分散的地点所组成的范围较宽的遗址。”《渠江流域古遗址调查简报》亦载：“2002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地市各县文管部门对渠江流域的地下文物遗存进行了调查，在渠江支流通江流域发现与擂鼓寨遗址同时期的新石器遗址6处（凤凰包、禹王宫、大梁上、沙泥坪、风箱崖等），采集到石器、陶器等遗存。”这表明，在新石器时期，人类在通江境内足迹遍布，分布广泛，活动频繁，其文明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生活在通江地域的这些遗址的先民是同属一个部落，还是分属不同部落？若是分属不同部落，他们之间是战是和？又有无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这些都是待解的谜题，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考古认定，距今5000—6000年之间，正是中国由渔猎向农耕转化的年代。马幸辛在《川东北考古文化分期刍论》中认为：“川东北达县地区早期的土著居民，在靠近大巴山、米仓的通（江）、南（江）、巴（中）、万（源）采集的石器斧、锄、砍砸器，都是用于砍伐和农耕的生产工具，刮削器、石球与狩猎有关，可见这些先民过着以农耕为主，狩猎为辅的经济生活。”这表明，当年生活在擂鼓寨的先民，或许过着狩猎采集和农耕相辅相成的生活，又或许已经完成了从渔猎到农耕的过渡。这让人不由得猜想，5000多年前的通江，先民们狩猎的是哪些动物、采集的是哪些果物？他们是否已会饲养动物？又种植了哪些农作物？
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而擂鼓寨遗址海拔740米，距离通江河6公里，相对较远。这表明5000多年前，这里有丰沛的水源，或者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已会打井、筑塘，解决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渠江流域古遗址调查简报》指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通江、万源以及南江、巴中等县市的这类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地处大巴山之南麓的低中山地区，在海拔约 600 米的山坡的缓坡地带，而且多为西坡，离水源相对较远。”当年带队试掘的专家认为，擂鼓寨遗址分布在离河道、水源较远的山顶西坡或较高的台地，与巴人的生活环境、文化现象相吻合，印证巴人择高而居、渔猎农耕的生活方式，具有典型的巴人文化特征。是否这里的先民就是巴人的祖先？
5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先民，是由当地的类人猿进化而来，还是其他地方迁徙而来？他们，与曾经生活在通江这块土地上的巴人有无联系？又是不是今天通江人血缘上的祖先？
先民何处来？尚无定论
查阅众多资料，发现主要有两种说法，目前尚无确切的解答。
一为土著说。《川东北考古文化分期刍论》指出：“川东北的早期巴蜀文化有一个繁荣的发展时期，时间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殷商时代，可能延续到春秋和战国中期以前。新石器时代末期，当巴人还在三峡出口的长江沿岸宜都、当阳、枝江以及江汉平原以北发展的时候，川东北北部的荒僻山区和集江水系的沿岸，已经有早期土著居民在这里活动。南江、渠县、万源、通江、巴中等县，近些年来先后发现了17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殷商遗址。”刘敏在《擂鼓寨遗址：渠江源头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存》一文中认为：“从地域文化看，擂鼓寨遗址虽然处在古代巴的地域位置，但它比巴文化的历史更漫长，并非古代巴文化的遗存，而是渠江流域史前土著文化的遗存……像擂鼓寨遗址所再现的，无疑是巴文化以前的土著先民文化范畴，它与渠江下游广安市域内后期所发现的广安区苏溪乡的安家坝、华蓥市明月镇的代家嘴、岳池中和镇的庙粱子断坎等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样，同属早期土著文化。”《通江擂鼓寨遗址试掘简报》认为：“擂鼓寨遗址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原始文化类型。”以上所述，均认为生活在擂鼓寨的先民为原始的土著居民。
一为迁徙说。《渠江流域古遗址调查简报》认为：“这类遗址的遗物较为丰富，但堆积较薄，又未发现晚期的文化堆积，故其延续时间不长，反映出当时先民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或较为频繁地迁徙的特征。”
那么，这些先民从何处迁徙而来呢？
楚子所著的《远古时代巴蜀地区人群的概述》认为：“在更新世晚期阶段至旧石器时代，自非洲起源的早期现代人的一个独立分支，迁徙至东南亚的缅甸西南部地区，并逐渐向西藏、云南和四川扩展，并进一步分化为数个子支系，其中一个分支则向东方扩展至整个巴蜀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代，另一自非洲起源的早期现代人的一个独立分支，经过漫长地迁徙，抵达东南亚地区，并在此地分化为古江南人、古东南亚人和古西南人，古西南人则自缅甸进入云南，随后向贵州和四川扩展，而逐渐演化为古蜀族（含古巴族）、古羌族和古华夏族。”根据文中观点，生活在擂鼓寨的先民是从遥远的非洲一路迁徙而来。
蒲江涛在《擂鼓寨遗址：璀璨大巴山的文明》一文中认为擂鼓寨先民由天山或甘肃南部迁徙而来：“早在周朝以前，这批先民居住在今甘肃南部甚至以北的天山，后一路南下，一支迁到武落钟离山，即今湖北长阳西北一带；另一支翻秦岭、入巴山，在通江、南江一带滞留数百年。”
那么这些先民血脉是否延续至今？又或者走向何方？蒲江涛认为：“后继续南下，在罗家坝以及川东其他地区创造了更为先进的文明。秦灭巴以后，巴人的一支迁至今鄂东，另一支迁至今湘西，构成武陵蛮的一部分。留在四川境内的部分叫板楯蛮。”在这条迁徙路线中，先民是举部迁徙，是否还有部分留守呢？
今天的通江人，是否还有昔日擂鼓寨先民的血脉？
保护传承，谜题待解
历史上的巴蜀地区，经历了秦人入巴蜀、僚人入巴蜀、湖广填四川等多次民族大融合，再加之战乱、瘟疫、自然灾害等的影响，擂鼓寨先民可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的一部分通江人，血管里有可能还流淌着擂鼓寨先民的血液。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存与繁衍高度依赖于自然环境。擂鼓寨之所以能成为远古先民的定居之地，其独特的地理与环境条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擂鼓寨孤峰独出，呈三角形，仿若一座天然的堡垒，三面皆是悬崖峭壁，地势极为险要，是抵御猛兽侵袭和外敌入侵的绝佳屏障。《通江县志》载：“山有石如鼓，每逢夜深有鼓声自山寨传出，故村以寨名，其地扼通江达州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相传三国时期，张飞夜过巴州，曾于此山立寨，擂鼓点兵。明正德年间，蓝廷瑞农民起义军欲“乘夜袭寨，以攻不备，乃行至寨下，忽闻鼓声大作，遂惊退”。
擂鼓寨山林繁茂，飞禽走兽云集；四周地势平缓，水源丰富，土地肥沃，既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木材和充足的食物来源，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基础。据村干部和村民介绍，这里适合耕种，常年高产丰产，20世纪90年代是“池园经济”先进村，如今建有蚕桑现代农业园区。远古先民选择在此繁衍生息，开启了通江的文明篇章。
因研究需要，当年所发掘的陶器、石器，一部分被上级文物部门收藏，一部分被通江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省考古发掘队走后，赵明皓躬掘红土，肩负起了擂鼓寨遗址文物收集和管理的重任。在20多年的“考古”中，他相继发现石器分布点4处，收集石器、烧结土800余件，上交文物100多件。由于当时他家住房狭窄，搜集的陶器、石器无处摆放，装在了三个大麻袋。每当相关单位、文史专家前来考察调研，一家人便将这些“宝贝”合力抬出，小心铺在院坝中，供人参观、翻看、拍照、录像。他还购买相关书籍，学习相关知识，以便向人讲解。2000年，赵明皓在春在乡、通江县文物管理所、通江县文化馆的资助下，腾出自家一间空房，开办了擂鼓寨文化陈列室，收集的700余件陶、石器有了稳定的“家”。每逢有人来参观，赵明皓都会热情接待，认真讲解。
透过展柜，那一件件残破的石斧、石刀，一片片刻画着简单线条的陶器碎片，一具具残缺的生活器皿……似乎讲述着那一段刀耕火种的岁月，诉说着祖先饮食起居的场景，展示着先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决心，诠释着远古人类追求进步和美好生活的精神……
今年7月，中共巴中市委出台了《关于深入贯彻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做好文物资源普查、评价、征集工作，深度梳理巴文化发展历程，做好擂鼓寨、月亮岩、阳八台等遗址保护。”
擂鼓寨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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